您当前的位置 : 主页 > 历史 > >> 正文

《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与80年代

2019-11-11 23:58   编辑:admin   来源:未知

  年过五旬,容易恋旧,经常怀念上世纪80年代。那时候,“文化大”结束不久,噩梦醒来是清晨,党和人民痛定思痛,经过一场“真理标准”讨论,冲破思想的牢笼,启动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人民日报记者罗荣兴、曹焕荣和我合作发表了两篇深度报道《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中的觉悟》(1987年10月6日和7日在《人民日报》头版连载,有时用第一篇的标题指代这两篇报道),密集采访京沪两地一大批专家学者,比较系统地梳理了当年思想界对中国改革动力、特征、代价的理性思考,成为中国改革40年进程中一件代表性新闻作品。

  “”结束时,中央判定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当时,全国上下都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个体经济基本绝迹,连农民自留地种植的蔬菜、老太太养的鸡上街交易,都被视为“资本主义尾巴”而强令割除。

  “”结束时,安徽大旱减产。在省委万里主持下,安徽省委制定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简称“省委六条”),为生产队自主权和包产到组、包干到组开了绿灯。1978年2月3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老记者姚力文和新华社记者田文喜的报道《一份省委文件的诞生》。在“编者按”中,时任总编辑胡绩伟加上一段话“省委亲自动手……安徽省委这样深入实际,注重调查研究,走群众路线,认真落实党的政策,是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一个好榜样。”党报点名表扬一位省委,还不多见。农村改革从安徽起步,很快蔓延到四川、内蒙等地,直至覆盖全国。

  1981年,《人民日报》报道广东高要县社员陈志雄承包集体鱼塘355亩,承包金额达到5万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额。见报后有发话,要求马上制止这种“资本主义倾向的发展”。《人民日报》从5月29日起展开“渔塘能不能承包”的讨论,直指当时具有爆炸性的专业户雇工“剥削”问题。这场讨论下来,阻碍个体私有经济发展的魔咒被打破。

  随着农村改革捷报频传,经济改革转入城市。1983年1月,总在全国职工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四化建设和改革问题》的讲话,提出要搞四个现代化,必须实施一系列的改革,没有改革就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从实际出发,全面而系统地改,坚决而有秩序地改。

  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复杂得多,党内外一时难以取得共识。特别是到了1987年初,导致总辞职。有人提出反对经济领域的“自由化”,把家庭联产承包看成是“破坏集体经济基础”,把企业承包租赁看成是“搞私有制”,出现思想混乱。在同志授意下,5月13日,中央召开宣传、理论、新闻、党校干部会议,宣布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要深入,经济体制改革要深化,要加强对改革的理论宣传。这年7月,同志告诫全党:“搞现代化建设,搞改革、开放,存在‘左’和‘右’的干扰问题……最主要的是‘左’的干扰。”

  在这样的背景下,人民日报闻风而动,由曹焕荣出面联络,在教科文部主任罗荣兴支持下,组织了《没有改革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同首都大学生对话录》。北大、清华、人民大学和北航的70多名本科生、研究生提出了很多疑问:如何看待改革与每个人的利益?你们了解群众情绪吗?知道他们有什么不满吗?对于这些不满情绪,你们作过分析没有?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步子是否走得太慢?国家发改委的专家学者一一坦诚作答。对话录分两次在《人民日报》整版刊出,很好地回应了当时党内外的种种思想困惑。

  十三大前夕,我们感到需要系统地梳理阐释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和面临的严峻挑战,为党代会部署深化改革做好铺垫。在80年代“左”和右此起彼伏的困扰中,迫切需要为中央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定位,“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路线,排除干扰,巩固话语权。时任人民日报社长的钱李仁很有魄力,支持在头版用约两块整版的篇幅刊出。这在此前是没有先例的。2017年7月我拜访老钱时,他说:《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写得很好,在党内外影响很大。从1987年初,到十三大改革部署,我的想法是,落实的精神,为改革拓展思路,不是去批驳谁。记得你们也提到了苏联的教训,都写进去了。

  回首当年采写《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时,经济改革进进退退、艰难前行,甚至有“逢双年谈改革、逢单年向后看”的说法。改革初年采取“摸着石子过河”的策略,改革的实际成效丰硕,人民获得感强烈,但是,由于在意识形态上只做不说,或多做少说,被一些传统观念视为“离经叛道”。这两篇报道在党中央机关报上比较系统地建构了改革话语,为改革开放的合法性和历史必然性给予了有力的辩护。因此,它在40年改革进程上有一定历史文献价值。

  从“”中的万马齐喑,到改革开放大幕开启,背景转换,令人眼花缭乱。兴奋、惊愕、困惑、期待……袭扰着每一个人。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有些人观念相对僵化,对改革有抵触情绪,有些人(如大学生)则幻想激进的改革,企图一夜之间“西化”。我们的报道第一次提出了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问题。

  我们采访的一些经济学家分析: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面临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从传统农业社会走向现代社会;同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亟待摆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启动市场取向的改革。中国面临着解决发展问题和体制问题的双重任务。我们既要克服官僚主义、效率低下、运行僵硬、物资的体制性短缺等一般社会主义国家的通病,又要克服封建残余、行政人员素质差、群众文化水准低、资金不足、人口膨胀、物资的发展性短缺等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痼疾。这就是中国改革的特殊困难。在激烈竞争的国际舞台上,中国不可能重复资本主义早期的自由放任道路,而斯大林式“一切的高度行政化经济体制”则窒息了全社会的经济活力。我们只能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嫁接商品经济,走出一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路来。

  为了烘托改革开放的紧迫感和危机感,我们选用了两段历史背景:日本的伊藤博文和中国的严复同在英国留学,都怀着维新救国之志归去。伊藤回国后成为主持明治维新的首相;严复却在鼓吹维新后目睹了戊戌变法的失败。20世纪六七十年代,趁着世界经济格局变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实现了经济起飞,拉美的一些国家和“亚洲四小”就是其中的受益者。可惜,我们当时正陷在“文化大”的内乱之中。在80年代,经济国际化的趋势日益显著,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自外;新技术的浪潮更使得以技术更新和产品换代为特点的经济竞争空前激烈。如果赶在大动荡前长硬起飞的翅膀,就可能乘风而起;如果耽误了这已经不多的时机,就只能在各方转嫁危机的重压下更加贫弱。

  考虑到80年代的特殊情况,我们鲜明地点出: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左”的指导思想是一种国际性的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顽症,它强迫实践迁就固定的观念和僵化的思想。所以,社会主义的改革必然要从冲破“左”的僵硬外壳开始。

  读者认为这两篇报道既反“左”也拒绝“资产阶级自由化”,读后重新思考和更加认同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两篇报道的执笔者罗荣兴认为: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横座标是发展的历史定位,即实现工业化为基础的现代化:纵座标是改革的历史定位,即认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今天依然不能偏离十九大确认的两个基本国情,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这才是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在新时代的历史意义。

  即使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还是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仍走在现代化的崎岖山路上,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征程中,艰难地爬坡,这是制定内外政策的基本面和出发点。

  80年代改革狂飙突进,社会以乐观情绪为主导。我们在报道中提出告诫:改革要过市场关和关。

  我们提出了“GNP(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000美元”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尤其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00至1000美元的发展阶段,更容易出现社会不稳定(这里所说的400至1000美元,是个概数,因美元的实际价值在变动,它所代表的生活质量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指标,因此,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指从温饱到小康这个发展阶段)。

  一个是市场化改革中的利益协调问题。打破“大锅饭”后,原来既定的利益分配格局发生重大调整。有些正是改革的目的,例如打破“大锅饭”后勤劳能干者收入增加、怠惰者收入减少。但是,也有些是由于改革措施不配套造成的利益分配暂时不合理,例如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工资高;这些并不代表改革的方向,要通过深化改革逐步解决。还有的则是利用新旧体制转换时的漏洞牟利,也只有通过完善改革来克服。新旧体制交替,需要协调好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

  再一个是问题。发展中国家的不稳态,产生于“体系的能力和社会要求之间的脱节”。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如果处理不当,各种矛盾集中到一个断裂点上,就可能酿成乱子。

  为此,我们的报道建议重视国情教育,避免群众消费意识超前,克服“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中国当美国”的高消费风;同时避免一部分人意识超前,如当时出现的要求激进改革。报道主张:领导和群众对话,主张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对话,主张用制度化的办法调节矛盾,引导群众学会用合法的积极的方式表达愿望。同时充分运用党和政府强有力的组织化力量,因势利导,为改革缔造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以保证改革进程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延续下去。

  后来的事态发展,这些专家学者的思虑有预见性。把握不好改革的节奏、力度,就可能付出巨大的社会成本,出现挫折。

  《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中的觉悟》是80年代“深度报道”的代表作。深度报道(In-depth report)突破一人一地一事的报道模式,反映重大新闻事件和社会问题,着重揭示WHY(原因)和HOW(怎么样)两个新闻要素,深入挖掘和阐明事件的意义,探索其发展趋向。我们的报道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集中采访了北京上海一大批中青年理论工作者,请他们对改革开放把脉建言。

  我们以记者的感性视角和文字,吸纳和梳理各方的理性思考,呈现给读者的是深沉的历史感和富有冲击力的情感波澜。

  例如,32岁的副教授提出:形式、形式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经济、文化中生长出来的,是一个生态生长过程,不能搞移花接木,也不能搞揠苗助长。形式不是摆设,也要看它的社会效益。高度当然是社会的发展方向,能健康推进的社会,才能从根本上长治久安。但本身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只有与一定的社会、经济、文化相适应的形式才是最好的形式。

  80年代中央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对放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予物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知识界继承“五四”传统,重视科学文化启蒙,如上海市委宣传部原部长王元化创办过“新启蒙论丛”,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了“走向未来”丛书74种;在中央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周围,团结了一批曾经上山下乡的中青年,开展改革对策研究。我们在人民日报的尝试,是为关心改革走向的党政干部推荐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国际关系的专业思考,在这场“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如何妥善把握改革的方向、战略和策略,政民携手平稳度过从温饱到到小康的社会转型期。

  80年代是新中国新闻发展史的“黄金时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指导下,党心交集,新闻界解放思想,主观能动性很强,勇于报道和干预现实,这才产生了一批“入耳入脑”(80年代中央处对新闻界的要求)的“深度报道”。如《人民日报》的《鲁布革冲击》(报道首个用世界银行、国际招标的水电站),《中国青年报》的《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红色的警告》三部曲(报道大兴安岭大火)。我们的报道号准了80年代敏感的脉搏,针对社会的痛点落笔,视野开阔,让人有拨云见雾、豁然开朗之感。为什么中国不能走激进“西化”的道路?为什么不能回到“”前17年的管理模式?我们梳理的思路和得出的结论,与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与半个多月后召开的十三大精神高度契合,有助于凝聚党内共识,说服不同意见,对十三大继续高扬改革开放旗帜也在上起到了一定的保驾护航作用。

热点
港澳
海峡两岸
历史
社会

2011-2016共青城新闻网www.gqcnews.com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转载、复制和建立镜像。

主办单位:共青城市电视台联系电话:0792-4342077 4343889联系地址:江西省共青城共青大道

投稿信箱:tougao@gqcnews.com投诉举报:jubao@gqcnews.com广告热线:0792-4319808

站长邮箱:admin@gqcnews.com备案号:赣ICP备10201524 Power by共青城都市网

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